千古一帝，还是万世暴君？——重评秦始皇嬴政
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若论争议最大、形象最为复杂的人物，秦始皇嬴政必居其一，他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完成大一统的“千古一帝”，以其雄才大略奠定了华夏两千余年的政治格局；又是一位施行暴政、焚书坑儒的“万世暴君”，其严苛统治导致王朝二世而亡，如何评价这位“始皇帝”，是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，若我们挣脱简单二元对立的枷锁，以更宏大的历史眼光审视，便会发现，嬴政的功与过，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共同熔铸了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——他既是旧时代的终结者,也是新时代的开启者。
嬴政的功绩，是开创性的，其影响之深远，足以彪炳千秋。
公元前221年，嬴政横扫六合，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，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与政治革命，他废分封，立郡县，将权力牢牢收归中央，从制度上根除了诸侯割据的土壤，开创了此后两千年“百代都行秦政法”的政治传统，我们今天熟知的“皇帝”尊号、统一文字、统一货币、统一度量衡、修驰道、通灵渠等一系列措施，无一不是在秦朝奠定基础，这些举措，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，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，可以说，没有嬴政的这场“大一统”革命，中国历史的面貌将截然不同，他的功绩，在于将一个四分五裂的“天下”，塑造成了一个有形、有力、有魂的“国家”，其开创之功,无人能及。
与这宏伟功绩相伴的，是其统治手段的极端残暴与冷酷，其过亦同样触目惊心。
嬴政的“功”是以巨大的“过”为代价的，为了巩固统治，他严刑峻法，民不聊生，沉重的赋税、繁重的徭役（如修建阿房宫、骊山陵和长城）耗尽了民力，激化了社会矛盾，其推行的“焚书坑儒”更是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，他以极端专制的方式，试图统一思想，扼杀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力，造成了文化的断层与思想的禁锢，其晚年沉迷于寻仙问道，追求长生，大兴土木，奢靡无度，更暴露出其作为专制帝王自私、贪婪与恐惧的一面，正是这些暴政，使得秦朝虽强，却如建立在流沙之上的高楼，根基不稳，最终在陈胜、吴广一声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呐喊中，土崩瓦解，秦的速亡,无疑是对其暴政最有力的控诉。
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功过交织的矛盾体？
将嬴政简单地定义为“暴君”或“伟人”，都是对其历史复杂性的误读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他的“过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其“功”的必然延伸，他所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，本身就要求一个绝对的权威，而这个权威的行使，在缺乏现代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古代，极易滑向暴政的深渊，他统一六国，靠的是法家思想的铁血手腕；他治理国家，同样依靠这套高效但冷酷的工具，可以说，嬴政的悲剧在于，他用最残酷的手段完成了最伟大的历史使命,却又被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强大机器所反噬。
更深层次地看，嬴政的历史角色，更偏向于一个“历史的代理人”或“时代的必然产物”，他所处的战国末期，连年征战，人民渴望统一与和平，而分裂割据的局面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，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，而嬴政，凭借其强大的国力、过人的胆识和冷酷的决断力，成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执行者，他或许并非最仁慈的选择，但却是最有效、最彻底的选择，他就像一位严厉的父亲，用近乎残酷的方式，将一群争吵不休的孩子强行拉拢在一起，并为他们制定了严苛但长远的家规，孩子们在当下痛苦不堪，但正是这个“家”的建立,才有了未来繁衍生息的可能。
秦始皇嬴政是一位站在时代十字路口的巨人。 他以雷霆万钧之势，终结了旧时代，开启了新时代，他的功绩，如日月经天，泽被后世；他的暴政，如寒冰覆地，遗祸当时，评价他，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，更不能以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，他不是一个可供效仿的完美君主，也不是一个应被全盘否定的独夫民贼，他是一座历史的丰碑，上面镌刻着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伟大足迹，也刻下了专制权力走向极端的深刻教训，读懂了嬴政，我们便更能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，也更懂得在追求国家统一与强大的同时，警惕权力的滥用，守护人性的光辉，他，终究是那个独一无二、无法绕开的“始皇帝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