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城管”困境：不止于执法，更在于治理的现代化
在中国社会,“城管”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且充满张力的词汇，他们是维护城市市容市貌的“卫士”，也是常常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“矛盾焦点”，从街头巷尾的冲突，到网络空间的热议，城管形象的两极分化，折射出的不仅是执法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，更深层次地，它反映了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，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与转型阵痛，要破解“城管困境”，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的“同情”或“批判”，深入其肌理，探寻问题的根源与出路。
我们必须承认，“城管”现象的根源在于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矛盾与城市管理的滞后性。 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席卷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，催生了以小商贩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，他们为城市提供了便利，解决了部分就业，但其“占道经营”、“无证经营”的行为，又与现代城市追求的整洁、有序、高效的管理目标产生了天然的冲突，在此背景下，城管作为城市管理的主要执行力量，其职责便是清理这些“不和谐”的音符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城市的规划与管理往往未能为这些底层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，合法的摊位租金高昂、数量稀少，审批流程繁琐复杂，使得许多人被“逼”上街头，游走在法律与生存的灰色地带，城管执法，本质上是在这种资源稀缺与需求旺盛的矛盾中，充当了“清道夫”的角色，他们的每一次执法，都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，触动了底层民众最敏感的生存神经，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社会情绪反弹。
执法方式的简单化与“一刀切”，是激化矛盾、损害城管形象的关键。 在一些地方，城市管理陷入了“一禁了之”、“一赶了之”的怪圈，这种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单化为“管理”与“被管理”二元对立的思维，忽视了执法对象背后的人情与生计，粗暴的执法方式，如掀摊、罚款、甚至肢体冲突，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（商贩“打游击”，屡禁不止），更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，当冰冷的执法逻辑遭遇滚烫的民生现实，其结果必然是冲突的升级与舆论的谴责，公众对城管的不满，很大程度上并非指向其维护市容的初衷，而是对其缺乏人性化、缺乏温度的执法方式的强烈反感，这种“以罚代管”、“以驱代疏”的模式，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推向了对立面，使得每一次执法都变成了一场零和博弈。
公众的刻板印象与媒体的聚焦报道，固化了“城管”的负面标签。 由于个体冲突事件具有极强的新闻性，而日常的、平和的管理工作则鲜有人关注，导致媒体在报道时倾向于放大负面案例，这些被反复传播的“暴力执法”画面，在公众心中形成了“城管=暴力”的刻板印象，这种标签化的认知，遮蔽了城管队伍中绝大多数恪尽职守、默默奉献的普通队员，也使得任何一次偶发的执法失误都可能被无限放大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，城管群体同样面临着工作压力大、社会认同感低、职业风险高的困境，将他们简单地妖魔化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，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，使城市管理陷入更深的困境。
出路何在？“城管困境”的破解，呼唤着城市治理理念与模式的深刻变革。
第一，从“管理”走向“治理”，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。 城市的核心是人，城市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更美好，管理者必须转变思维，将“堵”的逻辑转变为“疏”与“导”相结合，政府应承担起更多责任，通过科学规划，设立合法、便民的“疏导点”、“夜市”等，为小商贩提供经营空间，将他们纳入规范化的管理体系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，帮助他们提升经营能力，实现从“游击队”到“正规军”的转变。
第二，推动执法的法治化与人性化，实现“刚柔并济”。 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明确城管的执法权限、程序和边界，让每一项执法都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，杜绝权力滥用，要大力推行柔性执法、说理式执法，在坚持原则的同时，体现人文关怀，对于确有困难的群体，应以教育、劝导为主，辅以必要的帮扶，而非一味地处罚与驱赶，执法的温度，往往能换来民众的理解与配合。
第三，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协同机制。 城市管理不应是城管的“独角戏”，政府应鼓励社区、社会组织、市民等多方力量参与进来，形成共治共享的局面，可以引入社区网格化管理，让社区干部、志愿者成为管理者与商户之间的“润滑剂”；可以建立商户自治组织，让他们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，当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，矛盾自然能得到更有效的化解。
“城管”二字，承载着太多复杂的社会情绪与治理难题，他们是城市化进程中一道无法回避的“伤疤”，也是检验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“试金石”，我们不应简单地指责或同情，而应以一种更理性、更富建设性的眼光，去审视其背后的制度性根源，唯有推动城市管理从“权力本位”走向“权利本位”，从“单向管理”走向“多元共治”，才能真正化解“城管困境”，让我们的城市既拥有整洁有序的“面子”，更充满包容与温情的“里子”，这不仅关乎城管的未来，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城市生活品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