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语皆情语，景中见乾坤
自古以来，中国文学便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从《诗经》中的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到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，再到王维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的禅意，写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，早已超越了单纯描摹自然形态的范畴，它不仅仅是文字的画布，更是情感的容器、思想的载体和哲思的窗口，真正的写景，绝非“为写景而写景”的空洞辞藻堆砌，而是情景交融、景中见情的艺术创造,是作者内心世界与外在自然的深刻对话。
写景，是情感的“晴雨表”，是心绪的“投影仪”。 景物本身并无悲喜，但人的情感会为其赋予生命与色彩，当李白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时，他眼中的山是知己，是寂寞中的慰藉；而当杜甫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时，春花与鸣鸟却成了触发国仇家痛的媒介，这便是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，同样一轮明月，在苏轼笔下是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美好祝愿，在李煜眼中却是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”的亡国之痛，优秀的写景，其首要任务便是捕捉景物与作者内心情感的“共振点”，作者需将自己的喜怒哀乐、思乡怀旧、壮志未酬等复杂心绪，巧妙地融入对风霜雨雪、花鸟虫鱼的描绘之中，使景物不再是冰冷的客观存在，而是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活生生的生命体，读者在阅读时，仿佛能透过文字的缝隙，触摸到作者那颗因景而动、因情而热的心。
写景，是意境的“营造师”，是氛围的“催化剂”。 “意境”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，它指的是情与景、意与象高度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引人遐想、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，写景的妙处，正在于它能营造出独特的意境，从而引导读者进入特定的艺术氛围，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，不仅在于他精确地写出了“水尤清冽”、“全石以为底”的潭水，更在于他通过“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”的景物描写，成功营造了一种被贬谪后孤寂、凄清、忧伤的意境，读者读罢，仿佛也置身于那片荒僻的石潭边，感受到那份与世隔绝的悲凉，这种意境的营造，要求作者在写景时做到“虚实相生”，既要对景物的形态、声色、光影进行细致入微的写实，又要融入自己的想象与联想，赋予景物以象征意义和情感深度，从而达到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艺术效果。
写景，是哲理的“孵化器”，是思想的“传声筒”。 高超的写景，往往不止于抒情与造境，更能由景生发，揭示宇宙人生的深刻哲理，它将宏大的抽象思考，寄寓于具体的景物描写之中，使哲理变得生动可感，易于接受，王维的诗被誉为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其画意不仅在于视觉之美，更在于禅意，他的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描绘的不仅是行旅中的偶然一景，更蕴含着一种随遇而安、顺其自然的人生智慧，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，由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”的壮丽江景，联想到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”的宇宙哲理，将个人的渺小与天地的永恒进行对比，最终达到“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豁达境界，这种写景，是将自然现象作为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作者对生命、历史、宇宙的深刻洞察,使文章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思想力量。
写景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，它以自然为师，以心灵为笔，最终要达到的境界是“景中有人，景中有情，景中有理”，它要求作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、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力，唯有将个人的真情实感融入对客观景物的描绘，将深刻的哲理思考寄托于生动的形象之中，方能创造出情景交融、意境深远、发人深省的佳作，正如王国维所言，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当我们再次提笔写景时，当记得我们描绘的不仅是山川风物，更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家园，在景物的流转变幻中，我们得以窥见情感的波澜、思想的星光与生命的乾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