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“无用”处，窥见大用
在当今这个高速运转、效率至上的时代，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界限似乎被前所未有的清晰划分，我们追求速成的技能，追捧热门的学科，渴望每一分投入都能立竿见影地兑换成可见的价值——财富、地位、名望，在这样一股“实用主义”的洪流中，“无用”之物，仿佛成了被时代洪流冲刷至岸边的孤石，显得格格不入，甚至有些可笑，当我们拨开功利主义的迷雾，向“无用”的深处探寻时，便会惊觉，那些看似无用的存在，恰恰蕴藏着滋养生命、塑造文明、启迪未来的“大用”。
“无用之用”首先在于涵养精神，构筑个体生命的深度与广度。
人生的价值,远不止于谋生工具的积累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，如同一片需要精心打理的花园，若只种满能立即开花结果的功利之树，这片花园终将单调、脆弱，而那些看似“无用”的阅读，一本与专业无关的哲学著作，一首晦涩难懂的诗，一段无关紧要的历史，便如同花园里的青苔、野花与溪流，它们不能直接兑换成金钱，却能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，丰富我们的情感体验，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，正是这些“无用”的滋养，让我们在面对世界的复杂与无常时，拥有更通达的智慧与更从容的心态，苏轼一生宦海沉浮，屡遭贬谪，若只从“仕途”这一“有用”标准衡量，他无疑是“无用”的，正是这“无用”的流放岁月，让他寄情山水，醉心书画，创作出《赤壁赋》等千古名篇，其精神境界之高远，人格魅力之伟大，远超任何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”，他的“无用”，成就了他人格的“大用”。
“无用之用”其次在于孕育文明，推动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。
回望人类文明的浩瀚星河,那些颠覆性的创造与进步，往往并非源于对“有用”的刻意追求，而是诞生于对“无用”的好奇与探索，古希腊人研究几何学，纯粹是为了探索宇宙的和谐与秩序，在当时看来，这些抽象的线条与公理毫无“实用”价值，正是这门“无用”的学问，奠定了西方科学精神的基石，最终催生了牛顿力学、相对论等改变世界的理论，达·芬奇传世名作《蒙娜丽莎》的微笑，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，但他同时所做的无数“无用”笔记——关于飞行器、人体解剖、水利工程的奇思妙想——在当时看来更是天马行空，不切实际，但这些“无用”的探索，却闪耀着跨学科、前瞻性的智慧光芒，预示了现代科技的诸多方向，历史反复证明，科学的疆域、艺术的边界、文化的深度，正是在对“无用”的宽容与鼓励中，才得以不断拓展，倘若社会只推崇立竿见影的“有用”，那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科技与文明，或许将永远停留在萌芽状态。
“无用之用”更在于守护人性，维系社会的温度与韧性。
一个健康的社会,不应是一台冰冷的、只追求效率的机器，它需要那些“无用”的角落来安放人性中最柔软、最温暖的情感，街角的公园，不能产生GDP，却是市民休憩、交流、感受自然的场所；社区的图书馆，不能直接创造利润，却是知识传播、启迪民智的殿堂；免费的博物馆，不能带来经济回报，却是连接历史与未来、传承民族记忆的纽带，这些“无用”的公共空间与事业，如同社会的毛细血管，输送着关爱、信任与归属感，让社会这个有机体充满活力与温度，当我们将目光从宏大的经济指标转向个体的幸福感时，便会发现，正是这些“无用”的美好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与尊严。
诚然,我们并非要全盘否定“有用”的价值，掌握一门实用的技能，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，是安身立命之本，我们警惕的，是那种将“有用”作为唯一标尺，从而将“无用”彻底驱逐出我们生活与视野的极端功利主义，这种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，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扁平，让我们的文明变得浅薄，让我们的社会变得冷漠。
让我们学会与“无用”和解，甚至拥抱“无用”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不妨留出一点时间，去读一本“无用”的书，去欣赏一段“无用”的音乐，去进行一次“无用”的远足，让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规划中，为那些“无用”的科学与艺术、文化与公益留下一片空间，因为，真正的“大用”，往往就潜藏在那些看似“无用”的等待与探索之中，它不喧嚣，不张扬，却如空气与水一般，默默滋养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更完整的人，也让世界成为更值得留恋的地方。
